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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获得共产国际首肯经过


更新时间:2019-11-21  

  李德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表述:“1934-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从李德回忆透露的细节可以肯定,当年中央决定长征和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知情。

  1935年1月17日深夜,贵州军阀柏辉章公馆二楼会客厅那盏亮了三个晚上的荷花形美孚油灯终于熄灭了。中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开始。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以及会议上做出的一切决定,共产国际并不知情。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两个月,就已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所有联系。

  自从中共临时中央1933年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共产国际与临时中央的一切联系,都是通过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进行的。从1933年初开始,卢福坦、康生、李竹声、盛忠亮先后担任过中央上海局书记。严酷的白区斗争,使上海局屡遭破坏。四任书记中,除康生到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外(团长是王明),其余三位先后被捕、叛变。上海局最后一任书记盛忠亮1934年8月被捕后,由于上海局未能及时通知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致使武子明落入敌手。从此,以上海局电台为中介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无线电联系彻底中断。

  这一偶然事件,对于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来说,意义深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曾经提到:“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李德讲的影响是针对自己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而言,但对中国人来说又是幸运的。试想,如果共产国际仍在用无线电台对中国进行“遥控”,如果中国不是处于“同外界的完全隔绝”的状态中,会有遵义会议吗?抑或有,将是个什么结果?一切都难预料。因为在莫斯科对共产国际施加影响的主要是王明和康生。但历史是不允许如果的,历史选择了,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为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

  遵义会议前,博古(秦邦宪)、李德等“左”倾领导人占据着党和军队的诸多重要位置,几乎统治了一切。教条主义束缚了许多同志的思想,宗派主义压制了党内民主。鉴于“左”倾中央统治的顽固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必须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大家同心合力,才能有所作为。

  自长征开始,就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用事实向有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做说服教育工作。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张闻天、王稼祥编在了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后来有人把他们称为“中央纵队的三人团”。由于身患疟疾,中央给他配备了一副担架,与同样患病未愈的王稼祥一起行军,这样“三人核心”就有机会在一起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通过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加之对博古、李德的专横作风和战场上的瞎指挥越来越不满,张闻天、王稼祥二人在感情和认识上逐渐与靠拢,最后认同了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提到这段经过:“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的三角地带创造一大批苏区……”

  对于和其他与会者的态度,李德是这样写的:“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起名字测试打分江红红!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注:应为四方面军)会师。”

  李德还特别谈到了会后和周恩来交换意见的情况:“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注:李德由于中途离开会场,并不知当时的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

  从李德的回忆中,我们能大致了解到当时的情况:第一,张闻天、王稼祥是最早接受建议并站在一边的。第二,周恩来支持了,最高“三人团”开始瓦解。第三,博古,特别是李德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努力已初见成效,为日后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铺平了道路。

  周恩来在1972年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也曾提到遵义会议后更换最高领导的细节:“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的这段话透露了当时的上些情况:第一,遵义会议一结束,即取得了驾驭全局的权力,即使在更换中央总负责人这样的重大问题上,他的意见也可以“一锤定音”,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已经“水到渠成”。第二,作为在野的领军人物,此时的主要兴趣仍在军事上。第三,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明“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已和在实践中受到教育的“二十八半个布尔什维克”正式结盟。

  可见,遵义会议能够取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与灵活的斗争策略不无关系。因为他能够巧妙地绕过对王明所推行的政治路线的批判,在决议中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坚持中共最高领导人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洛甫担任,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常委,这就减少了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的阻力。

  遵义会议还留下了一个尾巴,那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取得共产国际承认的问题。遵义会议是在没有任何外力,特别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进行的。事前没请示,事后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定,更换领导,改变路线,特别是中止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这些都要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不但组织上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而且作为中国的一个在野党,对于实际上为苏联所控制的共产国际还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由于没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已经习惯于跟着共产国际指挥棒转的相当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对于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存在不同程度的怀疑和顾虑。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有这样一句话:“在遵义会议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指)的权位相对来说还不够稳固。”

  当时,新的中共领导最担心的是李德以共产国际顾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告状。而在共产国际任中共代表的又恰恰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言人和博古的总后台王明。也就是说,无论从组织领导关系,还是从斗争策略上讲,都不能不考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问题。上海电台遭到破坏,使得中央与共产国际唯一联系的渠道中断。但这一工作又必须进行,而且进行得越早越会取得主动。问题是,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没有大功率无线电台,根本就不可能直接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看来只能选择派人前往莫斯科汇报。派谁去最合适?洛甫和周恩来同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时任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潘汉年。长期的上海工作生活经历,不仅使潘汉年积累了丰富的白区对敌斗争经验,而且还在上海建立起一个联系广泛的关系网。此次到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设法寻找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潘汉年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潘汉年离开遵义后,考虑到潘汉年并没有出席遵义会议,新的中央领导认为,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事关重大,应该再派一位职务更高的人前往莫斯科,最好派一名政治局常委去比较合适。遵义会议后改选的政治局常委有洛甫、周恩来、、陈云和博古。洛甫提出由自己亲自去完成这一使命,但中央刚刚宣布他任总书记,洛甫的这一提议未获得通过。后经中央斟酌后,决定由政治局常委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陈云在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后,即离开红军前往上海。由于上海严重,幸亏得到宋庆龄的大力帮助,陈云与陈潭秋、曾山、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以及何叔衡的儿子何实楚一起,才搭上了开往海参崴的苏联货轮离开上海。

  陈云和潘汉年先后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提交了遵义会议精神的报告提纲、手稿等文件,汇报了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以及红军正在进行的战略转移。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认可了洛甫和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日后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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